真诚做人做事做官

（淑君访谈

张淑君：人民政协报时政部主任，金牌记者。访谈过的主要人物有：厉以宁（《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进步》）、林毅夫（《与改革开放同行》、牛文元（《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王蒙（《中华文化在整合中彰显个性》）、冯骥才（《人文精神的复兴是最重要的》）、吴焰（《关键是管理理念的转变》）、俞可平（《让民主造福中国》）。）

他从偏远山村中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从教近20年，至今在他身上极易看到我们学生时代某个和蔼可亲、传道授业的师长的影子。

他是“文革”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且有多部经济学著作在业界发挥影响。

他做了九年监察部副部长，面对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他拍案而起，怒斥官僚主义害死人，腐败不除矿难难止。而在依法办案查处中，他又说，即使对犯了错误的人，也要关心他们。

他有20多年党派工作的经验，与民建同龄的他，从民建地方组织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委、主委，直到众望所归担任了中央主席，此后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说，作为多党合作格局中的参政党，民建要发挥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熟悉他的人评价他刚毅、沉稳、自信、从容，是一个真诚做人做事做官的人。他就是陈昌智。

从长期的过程

来衡量社会的进步

记者：您好，陈主席，前两天看了您在强国论坛的访谈，很受启发，您对当前经济问题的一些看法，视角很独特，这是不是和您的经济专业有关？您读大学的时候，学经济在社会上好像并不怎么吃得开，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呢？

陈昌智：当时我报考志愿填了三个，新闻系、外语系，还有就是经济系。结果是被经济系录取了。

记者：大学毕业，可以找个好工作了。当时，有没有为自己做些这方面的打算？

陈昌智：我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要么到农村去种地，要么到工厂当工人，还有就是到部队农场锻炼。我就是去的部队农场，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后分配到了凉山彝族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学校。学校在金阳县，离成都很远，交通又不好，从成都坐车要走4天，才能到县城。

记者：您在那里教小学还是中学？那里的教学和生活条件怎么样？

陈昌智：我去的时候，那个学校还没有中学，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创办的。我们俩走了三天，招来15个学生。他们带来的腊肉和粮食就挂在我的宿舍里，我得管着啊，害怕他们很快就吃光了。有的学生吃没了就说回家去拿，结果就不回来了，还得再去招。那里的条件确实艰苦，我几乎每天身上都有跳蚤，喝的水是从一个小水沟里引来的，上游是猪啊牛啊，和我们同饮一沟水。我还要带着学生到很陡峭的山上去砍柴。不过，那个时候年轻，有朝气，我小时候又挑过担子，挑过水，对这些也不太在意，不觉得怎么苦。

记者：我了解到，您在业余时间经常撰写一些文章，两年后就被调到县文教局和教师进修学校去了。1979年您考上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专业是中国经济史。这个专业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昌智：从学科本身来看，经济史讲究从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从而得出规律。它不是从短期的，更不是从一事一例来研究问题。学了经济史可以让人看问题更深一些。这是单纯从学科的角度讲，跟个人造诣无关。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开始关注发展经济学，在当时，中国很少有人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以前，西方经济学对增长研究多，后来西方学者自己发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就应运而生。这个学说的兴起影响很大，让我们更加认识到，社会的进步一定要从长期的过程来衡量，要把社会的因素，非经济的因素考虑进来做综合的研究，而不能光看一时的经济增长。在这个学说的影响下，我还作为副主编参与编写了一本《经济发展辞典》。

记者：其实，这个学说所倡导的理念很接近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了。

陈昌智：我经常讲一个观点，GDP增长要不要？要。但是，如果是在能耗不断增加、环境不断恶劣的情况下换来的增长，实际上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虽然GDP在增长，但是社会成本越来越高。所以，今年，民建要做的一个主要的课题，就是节能减排。我始终认为，节能减排工作没做好，就不能过高地评价一个地方GDP的增长。

记者：读研期间，您主要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后来当老师又教经济，也没离开这个领域，那么，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哪些人对您的影响更大些？

陈昌智：当时，我们在学术上，更多的是研究中国的民族经济，特别注重研究民生公司。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在中国是很有地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从一艘船起家，发展到拥有成百艘船的航运公司，从内河航运发展到远洋航运，而且是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挤压下发展起来的。他能竞争过资本主义国家及官僚资本的那些大公司，是很不容易的，这主要靠他先进的管理理念。所以，当时我们就非常注重对民生公司的研究。每年，我都要带着学生到民生公司的档案库去查档案，实习，后来，我们还出了一本关于民生公司的书。

记者：您觉得民生公司当年的经营理念，有哪些值得今天的民营企业好好借鉴的？

陈昌智：讲信誉，讲服务质量，民生公司所倡导的这些理念在当时的商界是响当当的牌子，今天，仍是成功企业所必备的品质。

监察工作也要以人为本

记者：从1994年开始，您就一直在监察系统任职，一直做到监察部副部长。在我国，有很多人像您这样以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在各级监察系统工作。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认为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安排。对此，您怎样看？

陈昌智：实事求是地说，我在监察部有职有权。这都可以用事实来说明。比如说，监察部非常重要的部门就是案件检查的部门，这样的部门在中纪委监察部有8个，每位副书记、常委、副部长分管一个部门，我也管一个部门，我管的这个部门，比其他七个部门多一个处。工作量大，我管50多家中央企业，企业的问题查处起来比行政机关更难，行政机关比较好界定，企业的问题经常和经营活动联在一起不好界定。我还管一个执法监察室，我在这方面花的精力比在案件检查室的还要多。它涉及到国务院的事，我们对口很多部门。我在国务院担任20来个领导小组的成员或副组长，像安全生产小组、打击骗税、土地、环保的违规违法查处、移民资金监督等等。国务院的会差不多都是我去开，国务院的事不仅重而且实，所以，执法监察室是最忙的一个部门。

记者：在很多人眼里，监察工作好像很风光，一听说有纪委监察的干部来了，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敬畏。

陈昌智：这个工作也蛮难做的。环保没搞好，土地违规了，安全生产出问题了，但是相关责任人没有把什么揣进腰包，相反，占用了土地，他还建了一座大学城，建了一个开发区，纳了多少税，对省里边有贡献。所以，很多时候，会有人为处罚对象讲话，甚至老百姓也很同情这种人。所以，我们要处理一个这样的人，就非常难。

记者：这可是个得罪人的活儿，弄不好，几方面都不好做人。干了这么多年的监察，有没有人记恨您呢？

陈昌智：还比较好，干了这么多年，好像没有跟谁结下仇，或者因此受到什么攻击。很多外单位的人反映，说我既敢办案，也讲政策。监察工作的关键就是要实事求是，要掌握政策，要以人为本。比如安全生产，一旦出事就要受处分嘛。谁受了处分，心里都是不舒服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跟他们讲，第一，你们很辛苦，做了很多工作，甚至是拉网式的排查；第二，出事故了，说明你们的工作还没做到家，还有漏洞，的确有没做好的地方；第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人民的政府，出事故了，我们就要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不是一句话，不能说句对不起就行了，只有你接受了处分，才表示你承担了责任；第四，这种错误和贪污受贿的错误性质不一样，在你们解除处分以后，同样还可以任用。

他们一听，的确是这个道理，所以，多数人能够接受处分。我考虑的甚至比当地监察厅长们还细，我会经常给地方打电话，说你们那里的某人处分到期了，要解除处分。监察部门并不是黑脸包公，即使对犯了错误的人，也要关心他们。

记者：看来，您在监察系统这么好的口碑与您的工作方法、为人处世的原则都是大有关系的。

陈昌智：可能是我做事比较为人家着想，为人家考虑的多一些吧。

记者：去年6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以推动反腐倡廉建设。您认为，当前，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突破口是什么？

陈昌智：反腐倡廉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党内监督、人大法律监督、政协党派的民主监督，社会群众监督及媒体的舆论监督，单独讲哪一个方面都不够。首先要教育，对干部要很好地教育，不仅仅学习理论，还要用一些正反的案例来教育。我们有很多先进的人物，也有很多犯法的典型，通过经常性的教育，让他思想那根弦始终绷紧。光教育也不行，教育了不一定听啊，所以还得有制度。制度建设非常重要。权力的行为被规范以后，就可以少出现一些腐败问题。问题是，有制度都执行吗？不一定，那就要加强监督。最近几年，中央和中纪委做了大量的工作，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大。一是把部委的纪检组统一管理，以前部委的纪检组双重领导，部门的负责人主要由部委的党组来决定，生活待遇也在部里边，统一管理以后人事权都收到了中纪委，提拔使用由中纪委决定。这些人的档案现在都转到中纪委了，他们每年都要向中纪委述职。这是一种监督形式的加强，另外一种就是中纪委派出巡视组。最初是向省里派出巡视组，很多重大的案件，都是巡视组下去以后发现的。因为中央来人了，人家敢讲话，相信巡视组会保密。我们把材料带回来，作为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巡视组发展很快，后来增加了对金融系统、国有企业进行巡视，现在，又发展到对部委的巡视。这种巡视的效果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发挥集体智慧

记者：您是民建中央的第5位主席，之前那四位，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和成思危，前三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活跃在中国社会，而您的前任成思危，有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也是越来越高。在他们的光环下，您有没有感到过压力？

陈昌智：压力肯定存在，但是更多的是动力。无论是最早的领导人还是最近的主席，他们高尚的品格、领导能力，及学术上的卓越成就，都给我提供了榜样。黄老一身正气，他与共产党合作的真诚，为民做事的事迹，成为我工作中学习的最好的现成材料。思危主席学术上造诣很高，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民建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参政议政的各项工作一直在高点上运行。我的影响力主要是在监察系统、政府部门，既然做了党派中央的一把手，就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党派的工作上。既要继承优良传统，也要争取有所创新。

记者：民建是个以经济界人士为主的党派，会员们有思想有见解，作为党派的领袖，在不具备前几任那样明显优势的情况下，您怎样实现自己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陈昌智：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发挥集体智慧。本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无论是全会、常委会、中委会的讲话，我事前都会征求其他主席们的意见，体现集体意志。同时，我一直大力提倡参会同志要畅所欲言。在参政议政工作方面，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既让会员们感受到被重视，又要切实提高会中央工作的质量。去年，我们发动每个省组织，就经济问题上报材料，两次集中征集，就有100多篇，好的建议被会中央采用后，我们就给予一定奖励。民建中央还就经济形势、司法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主题召开多次专家座谈会，有很多专家特意从外地赶来参加。另外，谈心会制度的建立对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促进成员间的沟通交流、团结合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从个人角度讲，我有20多年党派工作的经验，在民建的地方组织从副秘书长、秘书长一直到副主委、主委，我都做过。基层工作的经历，帮助我很好地开展现在的工作。正因为了解基层，了解党派的工作实际，我的工作思路要实一些，具体一些，更有操作性一些。

记者：今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民建历年在两会中提出的提案、发言都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今年你们做了哪些准备？

陈昌智：我们主要的参政议政场所是在政协。我们在政协的会议期间会提出我们的很多意见和建议。像去年的两会，在政协的会上，我们就提交了几十篇大会发言，22件以中央名义提出的提案，而且我们有一件提案还作为了去年政协的一号提案。要搞好参政议政，首先我们要进行调查研究，找准课题。像2008年，我们中央做了四个课题：一个是关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一个是关于解决普通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一个是关于能源价格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问题。比如我就带队做了第一个课题，关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去重庆调研了一个星期，到了很多地区、县城、乡下。去了浙江一个星期。随同我们一起调研的还有我们民建的专家学者。回来以后，我们进行讨论、研究，我们又发动各省级组织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给我们送来很多的材料。我们综合整理，形成调研报告，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我们的建议。今年两会上，我们将根据我们的调研，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抵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积极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希望得到你们媒体的支持，宣传我们参政议政的成果，宣传多党合作事业的成就。

记者：听说这一年来，民建中央针对机关干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培训、专题报告会，对于提高民主党派机关干部素质这一块，您有什么建议？

陈昌智：民主党派机关干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员流动性太差，没地方去，视野窄，影响民主党派履行职能。有关方面应该考虑多给他们一些出口，比如下派挂职到基层锻炼，与其他单位对口交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使机关更富有活力。

（摄影 本报记者 姜贵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