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的深情往事

黄炎培(1878～1965年)，字任之，江苏川沙(今上海市)人。1945年发起组织民建，历任民建理事、常务理事，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盟员。

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筹办东南、暨南、同济等大学。1915年赴美国考察教育，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募款建立鸿英图书馆、中华职业学校附设实习工场。提倡“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教育。创办《教育与职业》、《人文月刊》、《生活周刊》、《国讯》等刊物。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1年参与组织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7月赴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发表《延安归来》。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后参加调停国共两党关系。1948年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著作有《中国商战失败史》、《中国教育史要》、《黄海环游记》、《八十年来》、《延安归来》，诗集有《天长集》、《红桑》。

黄炎培的深情往事

2018年10月1日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之父、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140周年诞辰。为弘扬先辈优良传统，传承多党合作文化，收录几则黄炎培的轶事，以示纪念。

向毛泽东“逼债”

1949年毛泽东进北京后，住在京西香山的双清别墅。第一个被邀请到香山别墅做客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及其夫人姚维钧。为了表示尊敬，毛泽东让自己的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这等殊荣，只有黄炎培独享，可见黄炎培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1959年以后，毛泽东对书法用功尤甚，好像是有意再征服另一座高峰似的。 黄炎培一生克勤克俭，廉洁奉公，生活极其朴素，唯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视如命根，珍藏多年。

当毛泽东知道了这一国宝后，也很想一睹为快，便向黄炎培借阅。真迹借来之后，借期一月。毛泽东爱不释手，工作一停下来便拿起真迹翻看研究，反复揣摩，时而拿起笔来对照练习，练到兴头上，连吃饭也忘了。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借期。

然而，黄炎培更珍惜他的这本书法名帖。借出一个星期之后，他便不断打电话询问主席：“看完没有，什么时候归还？”卫士婉转地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毛泽东很恼火地说：“怎么他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卫士解释说：“他不是催要，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继续说道：“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还惦记着他的艺术珍品，又来电话了，这次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是谈了些别的事情，后又问起那本真迹。毛泽东说：“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一个月到了，毛泽东将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卫士，并郑重嘱咐：“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卫士说：“黄老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严肃地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为《生活》周刊题名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雁荡路口有一幢西式老洋房，楼下的石拱门旁有一竖牌 “中华职业教育社”，现在木牌上的那一行行楷书字体，看得出依然保留着黄炎培当年所题的墨迹字样。

《生活》周刊

1925年10月，在黄炎培、杨卫玉等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的建议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办好《教育与职业》月刊的同时，又创刊了传播职业教育消息和简单言论的周刊。杨卫玉提议以《生活》为刊名；邹韬奋提议黄炎培题写刊名，于是黄炎培挥毫题写了刊名；王志莘为主编，徐伯昕为发行人，邹韬奋为撰稿人。10月11日《生活》周刊第一卷第一期创刊，成为抗战前有影响的时事和青年修养刊物。

1926年10月，王志莘辞去《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工作。邹韬奋以职教社编辑部主任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这是邹韬奋正式从事新闻记者的开端。

邹韬奋原名邹恩润，“韬奋”是他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这就是他改名的意义。”

关于黄炎培题写《生活》周刊“生活”两字。黄炎培题后还分析道：“生”字有点倔强，敢于作艰苦奋斗；“活”字的“口”我将之放大了，说明大家有饭吃，也象征大家有话都可以说。

“为了掸子的事”

一天，他故意把一把鸡毛掸子扔在地上，然后喊：“孩子们，赶快上楼来，爸爸有事找你们。”大女儿怕把掸子啋坏，便绕了一个弯跑到爸爸身旁。小儿子则径直跨过掸子。小女儿更是用脚把掸子一下踢开。

黄炎培与夫人姚维钧和孩子们

这时，黄夫人以为有什么事，随即跟上楼来，弯腰捡起了掸子放回了原处。

孩子们问：“爸爸，什么事？”“为了掸子的事！”黄炎培很严肃地说：“刚才掸子在哪里？“在地上！”“是谁把它捡起来的？”“是妈妈！”“为什么你们就不知道捡起来呢？你们不懂规矩，看到东西乱扔熟视无睹。你们的妈妈长期操持家务，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可你们什么都依赖大人，这怎么行？只有现在学着做家务，学会自己料理生活，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

孩子们惭愧地低下了头。以后孩子们争着帮妈妈做事。

“最美的是母亲”

黄炎培1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十分怀念母亲，曾饱蘸笔墨，先后五赋念母诗，这五首的诗，浓缩几十年对母亲不倦的思念之情。

1940年5月14日，在黄炎培母亲去世50周年纪念日。黄炎培写出了《五十年前的今天》六首。其（六）曰：娘呀！儿今懂得求真理了。儿今愿为国家，为人民卖力了，活着死着，儿要永远跟娘在一起。

1943年，黄炎培66岁生日时，他在《六六生日祭母四首》诗中把母亲临终场景回顾了一遍，好像“梦母母如生，念母母未死”。他在诗中向母亲讲了一大家子的情况，可以告慰母亲的是如今儿孙都能牢记母训，正在奋勇抗击日寇，母亲真应“儿忧母亦忧，儿喜母应喜”。其（四）曰：寇从东方来，夺我江山好。天乎忍夺母，夺母一何早？不见国多难，亦莫见再造。地下母有知，或反增烦恼。一言慰我母，母训今了了。

1951年12月，74岁的黄炎培忽然梦到与他诀别了61年的母亲，正如他在《八十年来》一书中写道：“我想写母亲了。可是我写不下去。母亲呀！根据我童真时的想象：世界上有美人，最美是我母亲；世界上有好人，最好是我母亲！”

1957年5月，黄炎培在无锡视察工作期间，看了地方戏锡剧《珍珠塔》。黄炎培赋诗一首：余兴逢场听管弦，珍珠塔影隐华筵。人情冷暖儿时识，母训回头七十年。

1943年，清明节这天，黄炎培写诗《清明渝都江干望祭先父母》来祭拜他的父母，诗云：苦忆东塘路，年年此荐新。孤儿忍衰老，今日又清明。有树空垂荫，何人禁采薪？天涯几行泪，忧国更思亲！

不做官与“为人民做事”

1914年2月22日，随着袁世凯复辞的步伐加快，黄炎培愤而辞去江苏教育司司长职务。因黄在江苏办教育颇有影响，北洋政府两次请他担任教育总长，他都坚辞不就。弄得袁世凯没办法，对人发牢骚说，江苏人最不好搞，黄炎培这个人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1946年7月，国民党欲拉拢黄炎培，让杜月笙传陈立夫的话，希望他能够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民大会，黄炎培坚决谢绝。表示：1.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2.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3.欲我脱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

“弟对职业教育，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之最扼要办法。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1948年12月14日，他在给友人回信中回答了自己为何数次不愿做官。

“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改为人民，中间用意深深；民众站立起来，堂堂地做个人。”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时，正值黄炎培72岁生日。他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举行开国大典，心情无比激动，即兴创作了一首新诗《天安门》。他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所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们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10月11日晚，周恩来来到黄炎培家里，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现在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耐心地讲解在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的道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被说服了，但他还是要再考虑考虑。经过一晚上的反复思索，第二天黄炎培又起了个大早，到孙起孟等一些好友那里征求意见，好友们一致认为他应该接受政务院的职位。

“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职务。”等到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时，黄炎培痛快地答应了。

黄炎培的这一举动，让子女们感到难以理解。他儿子问他为什么年过七旬做起官来了？他的回答是：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是为人民做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