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建国”到“中国民主建国会” 民建更名背后的历史沿革与时代启迪

1952年7月，民主建国会在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上正式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这一名称变更绝非简单的文字调整，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民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强化政治认同、实现组织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其背后折射出民族工商业者群体从“旧社会参与者”向“新社会建设者”的身份重构，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制度内涵。本文从背景溯源、政治定位、组织重塑、时代启示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了民建更名的深层动因与制度价值，为理解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提供历史镜鉴。

一、背景溯源：组织发展与服务时代大局的必然选择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觉醒

抗战胜利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挤压下陷入生存困境。1945年12月，黄炎培、胡厥文等爱国工商业代表在重庆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其纲领主张“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然而，国民党政权的专制本质与内战政策，使民建逐渐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道路的不可行性。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民建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响应中共号召，标志着其政治立场的根本转折。新中国成立后，民建以《共同纲领》为行动指南，明确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投身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在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实践中完成了思想淬炼与组织净化。

（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时代课题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国家工业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部分不法资本家为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不仅严重破坏了经济建设事业，还在党政机关中滋长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民建面临严峻考验，运动开展过程中，部分成员暴露出对新政权的认知偏差，有人质疑“公私兼顾”政策的长期性，有人担忧“阶级消灭”前景，个别会员甚至因不法经营被查处，凸显出组织转型的紧迫性。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于1952年3月15日与黄炎培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民建在运动中带动了工商业界，是有功的。希望民建注意两件事：一是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二是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这一指示为民建的转型指明了方向。事实上，早在1950年12月，毛泽东便曾建议民建名称中加入“中国”二字，以明确政治归属^[]。这一建议在1952年7月召开的民建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上得到落实，更名成为民建从阶级联盟转向政治同盟的关键节点。

二、政治定位：从“阶级联盟”到“参政党”的身份确认

更名的核心在于政治定位的明确与制度规范的升华。1952年7月，民建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通过新会章，正式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在总纲中明确规定：“本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共同纲领》为纲领，团结全国经济界人士，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奋斗。”^[]这一表述具有三层内涵：一是明确组织属性。“中国”二字使民建确立国家层面的政党属性，彻底摆脱区域性或行业性团体的标签。二是强化政治认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首次写入会章，将政治认同从思想层面固化为制度规范，奠定了“党领导民主党派”的政治原则。三是契合历史定位。从“建国”转向“建设”，契合国家从革命阶段向建设阶段的历史方位，明确了民建作为“建设者”的政治角色。

这种政治定位的明确，本质上是回应国家建设对参政党职能的要求。更名后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凭借“中国”前缀的合法性，得以统筹地方组织、联系全国工商界代表，有效整合资源。正如1953年11月，李烛尘在民建总会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词中所讲：“(民建）要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有步骤有重点地推动工商业者会员进行增产节约。帮助、指导会员进行企业改造，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把自己的企业推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做出榜样和成绩”^[]。这种职能拓展，正是民建“接受领导、服务建设”政治定位的生动实践。

三、组织重塑：从松散联合到制度化参政平台的跨越

更名的过程，也是民建组织体系脱胎换骨的过程。为适应全国性参政党的定位，民建同步推进组织规范化与参政机制建设工作。

组织架构层面，民建将“会务推进委员会”更名为“总会委员会”，取消理、监事名义，改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总会下设各处执行日常工作，明确“中央统筹、地方执行”的层级关系。使民建政治上实现从分散协商到集中决策，强化了接受中共领导的政治自觉，组织上实现从松散事务到专业分工，提升了服务国家建设的能力，制度上实现从惯例运行到法治化管理，奠定了参政党的现代化基础。

会员发展层面，1951年5月，民建提出“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要对象”的组织发展方针^[]；1952年调整为“重点吸收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的工商业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同时吸收有代表性的中小工商业者、私营企业高级职员、公营企业工作人员及进步知识分子”^[]。这一转变呼应了国家从经济恢复转向工业化的需求，既强化了民建团结资本家以服务建设，又吸纳了多元专业群体提升参政能力，推动民建从广泛联合走向精准履职，彰显了民建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向同力同行，为服务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组织基础。

参政议政机层面，民建围绕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一是广泛开展学习宣传。召开总会委员会全体会议，动员全体成员团结广大私营工商业者，在贯彻国家过度时期总路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深入各地基层宣讲过渡时期总路线，使成员普遍提高思想认知。二是积极响应金融业公私合营和推动工商业的改造。金融业公私合营中，民建成员利用自身优势，在协商各方、联系推动、沟通公司关系、协助筹建机构和安排人员中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下半年，国家采取”留、转、包”的方式，对私营批发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建各级组织积极协助政府了解情况、反映意见，并通过多种形式做工商业者的工作，促进工作顺利完成。三是强化调查研究，1953年，民建总会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工商调查研究工作的决议》，把工商调查研究工作作为全年的中心工作，要求各分支会设立工商研究机构，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些实践不仅彰显了民建的组织效能，更印证了多党合作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优势。

四、时代启示：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与当代价值

民建的更名与转型，不仅重塑了自身发展轨迹，更对多党合作制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制度自信的历史镜鉴

民建的更名与转型，为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发展贡献重要活力。通过会章固化政治认同，强化了“党领导民主党派”的政治原则。构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体系，实现政党关系的制度化运行；三是塑造“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参政党特质，为社会主义建设凝聚共识。1993年，民建中央提出将多党合作制度写入宪法的建议被采纳，这一制度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这一制度将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二）政治自觉的核心底色

民建更名背后，是通过名称规范明确政治定位，通过组织整顿强化制度建设，通过职能转型服务国家需求。这是民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生动注脚。回望历史，从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到提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口号，再到如今“矢志不渝跟党走，团结奋进新征程”的行动纲领，民建凝练出一条“政治纲领与时俱进，引领民建前进方向”的发展规律，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这一规律中的核心要义。

（三）精神传承的时代价值

今天的民建，作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爱国、民主、建设、团结”的优良传统，与1952年更名背后精神基因密不可分。从参与“十四五”规划编制到助力乡村振兴，从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到参与社会治理，民建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践行着“为国家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初心。这种精神传承，既是历史的馈赠，更是新时代参政党的责任担当。

从“民主建国会”到“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的更名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共成长、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生动历史缩影。它不仅标志着民建向全国性参政党的组织的转型，更以实践创新诠释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制度密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民建需继续强化政治认同、提升专业能力，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共同书写新时代多党合作的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

（作者：民建银川市委会机关干部宋晶）